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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草案只是规定了，侵害到各成员国根本原则的合同或其它法律行为的效力，但并未对根本原则给予界定。

司法认知也不同于纯粹的工具理性认知，在司法实践中要立足于实定法规范来探究生活事实的真相，法官的视线要在规范和事实之间的往来穿梭，这绝不等同于按图索骥式的死扳法条，也不可能仅仅是一系列事实的简单堆砌，而必须通过司法推理，实现规范对事实的涵摄。、婚姻已经死亡，只能通过婚姻的内部征象来确定，即夫妻感情破裂而非婚姻关系破裂来确定。

并且中国传统观念上对夫妻感情认识的不足和当今婚姻家庭状况,使离婚诉讼中出现一些问题:一是案件易受法官的主观影响,甚至出现同案不同果的情况;二是案件易受当事人的"表演"、"表现"所干扰,影响司法权威;三是案件易受当事人不正当干预,影响司法公正。…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在国家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和人民自主选择意识觉醒的大背景下，人民法院在工作中面临着大量的离婚诉讼， 作为调整社会基本单元的主要法律规范，《婚姻法》在促进社会稳定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行文至此，不妨用这段话来结束以上对感情破裂标准的探讨，有一种美德，一般准则非常确切地规定它要求作出的每一种外在行为，这种美德就是正义。反过来，学界的标准多样说并不能指出除了感情破裂之外，其他可资司法运用的标准。

但是事实上人的行为必然是在主观意识支配下产生的，服从于行为人的主观意志的，很难设想在是否离婚这样的人生大事上当事人出现悖离于自己感情的违心的行为，因此通过观察双方的态度来判断其对离婚的意愿和决心，通过举证和质证来发现双方对于相关事实描述的差异，找到案件真实的关键点是完全可欲的。归纳起来主要可以分为三种，即标准多样说、婚姻关系破裂说和共同生活可能性说。此案的关键性人物吴文忠检察官后来就此案对媒体说：检察官不是鹰犬，主人叫他去咬谁，就去咬谁。

其中因未结案过多受惩处者有30人、办案疏失者有21人、行政延误者有4人、案件未持续进行者有39人、逾30日始收受判决者13人。{16}当时台湾地区检察机关的检察首长称为首席检察官。而检察机关内部的领导体制虽然都尊奉检察一体原则，但是，在具体行使方式上却存在较大的不同。这表明，同级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的重大检察业务还拥有指令权，这进一步说明同级人大常委会与检察机关之间存在着指令与服从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检察一体原则设立之初衷固然可以有效节制不良检察官违法滥权。此事后来遭政论杂志批判，监察委员亦展开调查，而谷凤翔部长为撇清其并无下达命令来干涉李案上诉，遂将延移送惩戒，最后延宪谅受撤职处分。

黄检察官见上诉期间即将届满，延仍不核定李案上诉，乃撰写声明上诉书，不经首席核可，即迳行送交法院。上述事项皆为针对检察官职务上注意事项发布政策以及对检察官废弛职务行为进行惩戒，本属于检察行政事务范畴，自应由法务部长依据司法行政监督权而为外部指令。检察官因执行职务撰拟之文件、是否上诉或抗告，皆须经主任检察官核转检察长核定。其四，明定检察官接受调卷及报告义务。

但从目前《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以及实践中的运作情况看，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检察院不负责日常工作的指导，不参加检察机关的工作部署、计划、安排、工作指导，不解决办案和其他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其中吴文忠检察官还将此消息透露给媒体，遂引发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二）两岸检察机关内部领导体制之比较虽然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检察体系内部实行上命下从的检察一体原则，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2条第2款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若检察长不同意多数人之意见，尚可报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此即为台湾轰动一时的吴苏案。换言之，地方党政领导事实上拥有对检察机关职务上注意事项发布命令的权力，即外部指令权。

{13}从台湾地区司法实务来看，检察首长依据检察一体原则而行使内部指令权的情形贯穿于案件的整个诉讼流程。但是，客观地说，这一单纯强调上级检察机关在业务上的领导权，而无同步的检察人事权方面的改革，究竟能否实现其初衷和目的，尚在两可之间。

由于检察官人事审议委员会的成员中，官派委员超过民选委员而形成了人数上的多数，因此，实务中法务部长完全可以透过官派委员间接控制检察官的升迁、调动，特别是各级检察署检察长的人事调度，几乎完全由法务部长一人决定，这就使得检察人事权成为台湾地区检察体系中对抗政治干预最弱的一环，法务部长得以通过对检察长升迁、任免，控制案件侦办，检察首长惮于部长的人事权限，私揣其意，选举时侦查不中立之弊害乃愈形明显{8}。例如，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曾经提出查缉黑金行动，并为此专门组建了查缉黑金行动中心及特侦组，但在查缉黑金行动深入腹地，开始触及（侦办）当时执政的民进党籍地方首长时，民进党籍法务部长陈近南受制于党内压力，即借检察人事权陆续将查缉黑金极为果断的数名地检署检察长调任，致使部分黑金案件无法继续侦查。不仅如此，在实践中，由于各级地方党委内部均设有政法委统一领导公、检、法、司各政法机关的工作，因此，检察机关办理重大刑事案件，检察长均需向政法委书记进行书面或口头汇报，并听取政法委书记的指示，这种就检察机关案件办理情况听取汇报并作出指示的做法，已经属于行使检察业务领导权—个案指令权的范畴。其五，检察官协同办案之运用。法官人事审议委员会对法官的人事案进行审议，具有实际的决定权，是一个实质性的决策机构。二是法院组织法第64条规定：检察总长、检察长得亲自处理所指挥监督之检察官之事务，并得将该事务移转于其所指挥监督之其他检察官处理之。

黄向坚检察官收到判决后，对于李国桢被判无罪这一点表示不服，于是拟依法提起上诉。基于此，笔者赞同将地方各级检察机关的财政经费统一列入中央财政预算并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报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改革方案，唯有如此，方能让地方检察机关由吃地方杂粮转为吃皇粮。

据此，台湾地区检察体系形成了以检察总长为顶点的上命下从的金字塔结构。同时也许可检察官自行签请要求加派检察官协同办案，使协同办案能真正发挥协同的优点而没有进行个案干预的疑虑。

其三，建立客观化、制度化的分案原则。基于此，台湾地区部分基层检察官一力主张废除法务部长对检察体系的外部指令权。

虽然检察一体阳光法草案于1998年10月中旬在台湾地区立法院审议时未能通过，但法务部在此压力下，迅速于1998年11月20日颁布了检察一体制度透明化实施方案，部分采纳了检察一体阳光法草案所提出的观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3条第2款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委员会。该草案的主旨和重点是对检察一体原则暨检察首长内部指令权的行使进行制约和规范。在该案中，台中地方法院检察官黄向坚侦办南投县长李国桢等人集体受贿案，该案在黄向坚检察官侦查终结后提起公诉，但法院判决的结果，除李国桢获判无罪外，其他人等均被判有罪。

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当黄检察官再以签呈连同上诉理由书呈阅时，延宪谅竟在原签呈上批示奉令不上诉后退回。

{7}同时，检察官人事审议委员会一共有17位委员，除担任主席的法务部次长外，另由地检署检察官选出6名代表担任委员，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各选出1位委员，其余8位委员则由法务部部长指派，如此则官派委员（9名）就超过了民选委员（8名）。其一，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财政完全依赖于同级地方政府供给，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财政预算列入地方财政预算。

黄检察官向延宪谅催询，但延再三向其表示上级长官希望该案不要上诉，高检处首席检察官夏惟上已多次关切该案，且明言是转达司法行政部长谷凤翔的意见。而在大陆，虽然法律文本上，地方各级检察机关与同级地方党政机关之间并没有法律上的领导关系，但由于在实践中，地方各级检察机关的人、财、物均由地方党政机关决定，因此，地方党政机关与地方各级检察机关之间某种程度上已经演变为类似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同时，为使承办检察官的意见有明白表达的机会，检察长命令移转或承继案件后，检察官固应服从，但仍可提出意见书，以供日后检验。其二，法务部长乃典型的政务官，为内阁之成员，为政府之政策效劳，与政府同进退，其行事准则自与检察官不同。至2007年3月29日，更无故撤换负责国务机要费侦办业务的高检署检察长，同时于任期之末大幅撤换检察长人数高达总数四成，为近年伤害检察体系最为严重的事件。例如，前面已经指出，实务中，若上级检察院检察长与地方党委领导关于下级检察院检察长的人选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情形时，上级检察院一般要听从地方党委领导的意见。

正是为对法务部长的检察人事权形成一种节制或内控，法务部下又设立了检察官人事审议委员会，在实践中，重要的检察人事案，由法务部长圈选，然后送检察官人事审议委员会审核通过，方为有效。笔者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广义的司法机关，行使的是国家司法权，为保障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检察机关的财政经费与人事任免均应当彻底与地方脱钩。

参见卞建林、田心则：《论我国检察机关领导体制和职权的改革与完善》，《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不断深化检察体制改革，加强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业务领导。

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当时的国民党党主席李登辉直接下令检察总长，要求其指令台中地检署先羁押杨文欣父亲杨天生。这种就检察机关职务上注意事项发布命令的做法，已经属于检察行政事务领导的范畴。